海南省博物館 王翠娥

近年來，在海南島南部三亞市和陵水縣瀕臨沙灘地帶發現了6處古代穆斯林墓葬群，從其墓葬形制和使用珊瑚作墓碑的習慣來看，具有伊斯蘭教的典型特征。從這些遺留下的遺跡上看，可以證實很早以前海南就有穆斯林的存在，他們最遲在唐宋時期已生活定居在海南島上，他們的到來，與伊斯蘭教傳入海南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及中外海上文化的交流都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

海南穆斯林古墓葬主要以群墓形式分布著，包括藤橋番嶺坡墓群、梅山八人轎坡墓群、羊欄回新村墓群、福灣墓群、干教坡墓群、崖城大蛋墓群6處。

（圖1穆斯林墓群）
?

藤橋番嶺坡墓群?? 位于三亞藤橋鎮東溪村1公里番嶺坡海灘上，范圍東西長200米，南北寬80米。已發現百余座墓，有墓碑的60座。1978年發掘7座，均為豎穴土坑，長1.8-2米，寬0.8-1米，深1.2米，沒有葬具和隨葬品。死者側身屈肢，頭在西北，面朝西，墓穴兩端各豎一珊瑚石碑。碑略呈方形，高36-60、寬35-58厘米，碑首呈圭形、山字形、雙峰形，刻圓月、卷云、花卉、生命樹等圖案。用阿拉伯文刻《古蘭經》、墓主姓名、死亡日期等。

梅山八人轎墓群?位于三亞梅山鎮梅東村南約500米的八人轎坡海灘上，范圍東西長1000米，南北寬500米。原有墓百余座，現已被破壞，僅存墓碑一通，面向西北，高36、寬35厘米。上刻明月、神鳥和阿拉伯文，漢譯為“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 羊欄回新村墓群?位于三亞羊欄鎮回新村西南200米處海邊沙丘地帶。面積1650平方米。已發現35座墓，皆為豎穴土坑，長1.8-2米，寬0.8-1米，深1.2米，沒有葬具和隨葬品。死者側身屈肢，頭在西北，面朝西，墓穴兩端各豎一珊瑚石碑，碑略呈方形，高47-55、寬43-51厘米，碑首呈圭形、雙峰形、山字形。用阿拉伯文刻《古蘭經》、墓主姓名、死亡日期等。

??? 福灣伊斯蘭教徒墓群?位于陵水英州鎮福灣村東約300米處的石井路海灘上，范圍東西長200米，南北寬40-60米，發現唐～元時期伊斯蘭教徒墓葬53座，已發掘(清理)了13座。均為豎穴土坑墓，長1.8-2米，寬0.8-1米，深1.2米。無葬具和隨葬品。死者側身屈肢，頭向西北，面朝西。每座墓穴兩端均立珊瑚石墓碑1通，上用阿拉伯文刻《古蘭經》、死者姓名、死亡日期，并刻有月亮、花卉等。

??? 干教坡墓群?位于陵水英州鎮福灣村西1公里的干教坡海灘上，范圍東西長200米，南北寬40-50米，已發掘4座墓。皆為豎穴土坑墓，長1.8-2、寬0.8-1、深1.2米。無葬具和隨葬品。死者側身屈肢，頭在西北，面朝西。每座墓穴兩端各豎一珊瑚石碑，上用阿拉伯文刻《古蘭經》、死者姓名、死亡日期，并刻有月亮、花卉等。

崖城大蛋墓群?位于三亞崖城大蛋港東1公里的海灘上，當地人稱“番墳堆”。

根據多方實地的調查資料及專家的研究成果，海南尚存的穆斯林墓葬主要有以下特點：1．墓葬分布集中，未見單一的形式分布，每個墓群中的墓葬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律排列，一般墓葬的方向是東西向，而且墓群都集中在沿海較為平緩的沙灘上。在發掘過的墓葬里，墓葬的形制均為豎穴土坑，墓穴的四壁沒有壁板，上方也沒有蓋板，死者側身屈肢，頭在西北，面朝西，表示面向伊斯蘭圣地麥加，未發現有葬具和隨葬品。2.墓碑是就地取材采用盛產的珊瑚石制成，采用單面雕刻法，雕刻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內容為死者姓名和死亡日期或《古蘭經》經文。墓碑上的裝飾圖案有星狀、植物、月亮、神鳥等，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碑首呈圭形、雙峰形、山字形等。

（圖2珊瑚石碑）

二

根據《漢書》、《后漢書》的記載，最初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為番禺－徐聞－合浦。由于航海技術局限，當時的商船無法駛入深海，只能沿著海岸航行，稍有風浪便要靠岸停泊，海南島無疑是一個重要避風港。海南島地處我國南海之中，是太平洋和印度洋、東亞、中亞和大洋洲以至東南亞之間的航運要沖，漢代以來就成為我國海外交通門戶。唐以來，西域波斯和阿拉伯商船，每年都來往中國東南沿海進行海航貿易，運來西域和南海的貨物，海南島則成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來往的必經之地，商船在對南中國進行海外貿易往返過程中，或遭臺風避難滯留，或遇海盜劫掠上岸。據李肪等的《太平廣記》第286卷載：“唐振州民陳武振者，家累萬金，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倉庫數百。先是西域賈漂舶溺者至，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術，俗謂‘得牟法’。凡賈船經海路，與海中五郡絕遠，不幸風漂失路入振州境內，振民即登山披發以咒詛，起風揚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 陳武振采用所謂“得牟法”，一種佛教密咒而致富，實際上就是攔路劫奪飄流蕃舶，才擁有大批財富的。又如真人元開（日本）著的《唐大和上東征傳》對唐天寶年間（742～755年）萬安州（今萬寧市）大海盜馮若芳的記載：“馮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為己貨，掠人為奴婢。奴婢居處，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婢之住處也。……若芳會客，常用乳頭香為燈燭，一燒一百斤。其宅后，蘇芳木露積如山，其余財物亦稱此焉。”書中所說的乳頭香蘇芳木等海外舶來品，都是馮若芳襲擊波斯船只掠奪而來，他就是依靠對波斯的貿易船只進行海盜行為而致富的，還有許多被劫掠為奴而落居海南的穆斯林。穆斯林落居海南，還緣自宋元時期異族壓迫和躲避戰亂。據《宋史》卷489記載：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與海南島僅一水之隔的占城人因不堪交趾（越南）壓迫，由蒲羅遏率百余族人來儋州請求內附。又有史料記載：“凡有交趾侵犯、欺掠，占城亦多向宋朝求援。因交趾所阻，占城譴使多由海道入境。”【1】據《方輿記》載：至元（1264—1294年）初，元軍南征攻打占城，“納蕃人降，并其父母妻子發海口浦（今海口境內）安置，立營籍為南番兵……其在崖（今三亞市）、萬（萬寧市），者皆元初因亂挈家駕舟而來，散泊海岸，謂之番方番浦。”文中的“番”指的是占城的穆斯林。占城位于中南半島東岸，地處東西方海上交通的樞紐，有“中國商舟泛海往來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積薪水，為南方第一碼頭”【2】之稱，同時它也是阿拉伯對華海上交通的中繼站，阿拉伯商船東來，往往在此停留，然后前往中國。因此，早在7世紀中葉就有阿拉伯人移居占城，伊斯蘭教遂沿著阿拉伯人的足跡開始傳入占城。今三亞市鳳凰鎮的部分回族先民，是于宋元間由占城，“因亂挈家泛舟而來，……后聚居所三亞里番村。”【3】這些占城的穆斯林一般是躲避戰亂舉家駕船渡海來到海南島定居的。

??? 由此可見，海南島南端沿海地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地之一，是當時外地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區。

三

公元7—9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興起了一大批國際貿易中心，阿拉伯帝國的巴格達、巴士拉、西拉夫、蘇哈爾諸港，南亞的獅子國，東南亞的訶陵、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唐帝國的交州、廣州、福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揚州，都是商業繁榮的國際貿易中心。當時廣州是唐代惟一設置市舶使的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海港。于邵《送劉協律序》記載：“南海，有國之重鎮，北方之東西，中土之士庶，舟宗連轂擊，合會于其間者，日千百焉。”【4】宋元時期，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南海諸國商客進出或居留廣州。而泉州是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早在宋元時期，泉州刺桐港就被譽為“東方的第一大港”，海外交通非常繁榮，世界各國的商人、學者、傳教士紛至沓來。這些沿海港口的經濟發展，不僅與海上絲綢之路聯系起來，而且也促進了地區經濟的繁榮。由于地理和環境的因素，廣州、泉州、揚州等作為中國的沿海通商口岸城市，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自然也居留了部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由此開始了古代穆斯林的居住史。

歷史上定居穆斯林的公共墓地中，海南穆斯林墓葬形制較為獨特，與廣州、泉州、揚州等地發現的穆斯林墓葬形制截然不同，廣州、泉州、揚州等地的穆斯林墓葬是墓穴四壁砌筑壁板，上罩蓋板，蓋板上放置多層塔式石墓蓋，有的在一端豎立一方墓碑，沒有雙墓碑。在制作墓碑的材料上也各有區別：廣州墓碑用花崗巖和油頁巖，泉州墓碑多用輝綠巖和花崗巖，揚州的墓碑多用油頁巖，只有海南穆斯林的墓碑用珊瑚石。在阿曼南部海岸佐法爾古城遺址，發現過類似海南穆斯林形制的墓葬，東非一帶的沿海港口遺址中也發現用珊瑚石做為墓碑的習俗，這些足以證明海南的古代穆斯林直接來源于東非和阿拉伯半島，與其他各地的伊斯蘭教流傳地區墓葬相比，海南穆斯林墓葬帶有明顯的早期性。

海南古代穆斯林墓群的發現，表明了海南島已為當時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寄泊、定居及活動場所。它為研究中外經貿活動、文化交流以及海南伊斯蘭教的傳播、南方沿海地區回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依據，穆斯林墓群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提供了佐證，具有重大科學價值。

?

注釋：

?【1】轉引翦伯贊《中外歷史年表》。

?【2】（越）黎崱著?武尚清點校：《安南志略·邊境服役》卷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中華書局出版2000年版。

?【3】清·張嶲等纂修，郭沫若點校：《崖州志·黎防志一·黎情》卷13，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427，中華書局1983年版。

?

參考文獻

[1]海南省博物館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海南分冊》，未出版。

[2]王獻軍著：《海南回族的歷史與文化》，海南出版社/南海出版社2008年版。

[3]李慶新著：《海上絲綢之路》，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年版。

[4]王育龍等著：《海南古代墓葬》，海南出版社/南海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