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 剛

從漢代開始的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唐宋時期，往來于南海海域的中外貿易商船更加頻繁，盡管其航線屢有變化，但海南島已成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來往于廣州、泉州、揚州等通商口岸的避風港和中轉站。

漢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時期。《漢書·地理志》卷二八記載了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航行路線。“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今海南島）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奈；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1】。”

從海南島的地理位置和上述史料記載可以看出，自徐聞、合浦為始發港向南的海上航線，而徐聞與海南島北部的珠崖之間直線距離僅10余海里，加之此時受到航海造船技術的限制，船舶航行只能沿著海岸線緊靠大陸進行階梯式的航行。如此一來，海南島的珠崖和儋耳兩地就成了這條藍色航線的最近最方便避風或補給之地。

不過，雖然海南島四面環海并有著十分優越的地理位置，但在兩漢時的天然良港并不多，不利于大型船舶停靠。同時漢代的海南島尚屬“荒蠻之地”，島上“隔絕瘴海，水土氣毒”【2】因此在這條海上航線上的獨特優勢尚未顯現和發揮出來。

東漢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時期。隨著造船技術的不斷進步與航運交通的發展，此時的船舶已有了遠渡重洋的能力。東漢前期，從廣東出發的船舶，經過海南島向西航行，已開始在印度、斯里蘭卡同埃及、羅馬的商人有了直接貿易關系【3】，而此時的海南島，中央王朝對其的統治始終是一種不太穩定的關系。從王莽新朝到東漢初期，中央政權對海南島的統治范圍僅限于島東北和西北部分地區，與西漢時期相比還大為收縮。而生活在海島腹地的土著居民又頻繁地到海岸邊進行騷擾和掠奪，這無疑會對沿海航行或停泊在此的商船造成較大的威脅，一定程度上干擾了海上絲綢之路船舶的停泊和正常航行。

除了海南島西海岸是較為繁忙的海上航線外，隨著地理知識的不斷增長，古人的視野也隨之擴大，開始知道在海南島之南還有一大海洋。據史書記載，從東漢開始，南中國海已開始被稱為“漲海”，并在東漢時楊孚所撰《異物志》和謝承的《后漢書》中有所反映，而“漲海”的發現人，極有可能是距南中國海最近即生活在海南島上的居民【4】。

從東漢末三國到隋統一的300余年間，北方戰亂不斷，封建主各據一方，逐鹿中原，社會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中國形成了南北分割的局面。此時，“陸上絲綢之路”的河西走廊經常由于戰亂而中斷，不得不主要依靠“海上絲綢之路”與海外諸國聯系。特別是三國孫吳政權控制了東南沿海地區，出于戰略原因和軍事目的，特別重視海外貿易，客觀上就為海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到了東晉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商船已初具規模。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中國始稱大船為舶，并一直沿用至今。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必經之路和重要中繼港口的海南島，由于其地理和軍事優勢而顯得更加重要，中央政權對海南的治理政策也開始有所調整。此前，由于其治理政策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兩漢時中央王朝均采用的委派漢族官員直接治理和其殘酷的暴力治理手段，因此曾不斷遭到島上黎族原住民的激烈反抗，造成南海“大州”政區建置變動不定。從南朝的梁朝開始，其治理政策發生了重大改變，開始由單純流官統治轉變為委任土官統治。梁大同間，任用“南越首領”高涼（治今廣東陽江西）冼夫人治理儋耳【5】，實行土官制的結果，使海南地區局勢日趨穩定。此后歷代中央王朝都能夠有效地統轄海南，正因為如此，冼夫人在海南島和黎族發展史上占有很高地位。直到今日，冼夫人廟宇仍遍布海南島各地，每年2月12日，海南各地都有紀念冼夫人出軍的“鬧軍坡”習俗。另一方面，海南島的穩定客觀上又保證了海上絲綢之路上商船的停靠來補充給養和正常航行。

魏晉南北朝以來，由于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開始南移，中國南方地區逐漸形成了獨立的經濟體系。與此同時，隨著造船技術的提高，人們已普遍掌握了掉檣駛風的航行技術，為從大陸南端為起點開辟離岸跨島的遠洋航線提供了可能。尤其到了東晉南朝時期，新開辟的遠洋航線不再沿海岸穿越瓊州海峽順著海南島西岸“梯航”的老航線航行，而是從廣州港出發，經海南島以東和西沙群島海域，直航東南亞各港口【6】。海南島因而成為從廣州港始發向南各航線的必經之地，海上絲綢之路由此更加影響著海南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方面。

隋代，海南范圍的南海海域不僅成為中國通往東南亞各國的重要海上通途，也是亞洲大陸通往西亞、歐洲必經的海上通道。海南島地扼東西方海上交通要道，是中外商船往來東西方的重要中繼港和避風港。據史料記載，在七世紀前后，經中國南海從事航運貿易的船只，除前往中國大陸以及少量來自羅馬的商船外，更多的是來自印度和波斯的商船。其商船多是從波斯灣沿岸港口出發，經印度、錫蘭（斯里蘭卡）、馬來半島、蘇門答剌和海南島，到達廣州、交州和揚州等港口。

唐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和鼎盛時期。為加強對海南島這個海上絲綢之路上咽喉地帶的控制，唐朝廷又在隋朝基礎上，對海南的行政建置做了較大的調整和加強。唐初，沿隋舊制，海南為三個州；唐太宗貞觀五年（631年）拆崖州之瓊山為瓊州，海南增至四州；從唐玄宗至肅宗時，海南又增至五州，并一度將州改為郡，從而建立起了一整套對海南進行有效控制的行政管理體系。唐中葉以后，這套體系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唐嶺南節度使李復派遣將領孟京，領兵討伐瓊州不服從唐政權管轄的俚峒酋豪，在海南“建立城柵，屯集官軍”【7】，使海南島及周邊的廣大海域都納入到唐朝軍隊的控制之下。這一舉措，使得航行在南海海域的中外商船的安全得到了更加有效之保證。

隨著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南國重鎮---廣州，在唐代初年一躍變為南方沿海的中心港口城市和國內最大的對外貿易港。開元二年（714年），唐朝在廣州設立市舶司，以加強對廣州港的管理。海南島做為自廣州港出發駛往東南亞和阿拉伯航線的必經之地，其重要性愈加顯現。據貞元年間（785—814年）賈耽所記的“廣州通海夷道”，就詳細記載了廣州經由海南島到阿拉伯各國的航線“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今廣東深圳南頭），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島島石（今海南東北海域七州列島）。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東南海域獨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不勞山（今越南占婆島），山在環王國（即占城國）東二百里海中。……小舟流，二日至末羅國（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鎮也。又西北陸行千里，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今伊拉克巴格達）”【8】。這條航線最后一直延伸到東非海岸，全長14000公里，途經90多個國家和地區，據考證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公元9世紀的一些阿拉伯地理學書籍也記錄了從波斯灣到廣州的航線，可與賈耽的描述相互印證。伊本?互·胡爾達茲比赫的《道里邦國志》也記載“從巴士拉出發，沿波斯海岸航行到東方的道路”【9】。來自波斯和阿拉伯的商船航行至占婆，然后至龍編（今越南河內），最后經北部灣抵達廣州港，同樣要經過海南島西岸。

在浩瀚無際的南海航行中，一些古波斯人“因浮海遇風，憚于反復，乃請其主原留南方，以通往來，貨主許焉”【10】。由于當時海洋氣候惡劣，變化無常，“諸番舶雖東洋琉球等國，被風飄多至瓊”【11】。也就是說，當這些“番舶”航行中突遇狂風襲擊，船舶迷失方向飄至海南島沿岸，幸存的船員將死難者埋葬在荒涼的海灘沙丘之后，自己也只能暫時棲寓海岸，整日遙望著大海，等待航行過來的外國船舶搭救以重返故里。久而久之，一些波斯人、阿拉伯商人和船員便定居在此，還有相當一部分則被海南當地豪強搶劫而淪為奴婢，形成了海南島最早的回族先民。這些情況在唐宋的一些史料中有不少記載【12】。

1983年前后，在海南島南端的三亞市與陵水縣交界處，連續發現梅山塘、干教坡、番嶺坡和土福灣等4處唐宋時期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伊斯蘭教徒古墓群。這些穆斯林古墓群不僅數量多，而且非常集中，墓碑雕刻精良，說明是歷史上定居在這里的穆斯林公共墓地。由此可見，海南島的東南沿海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經過地，也是當時外地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區，而且三亞、陵水等地歷史上也曾是內聯大陸，外通海域的重要門戶。

仔細觀察這些古墓群特殊的造型、喪俗、文字及墓碑，可以看出這些古墓的形制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壙墓，側身葬，頭向西北，面向西（意為朝向伊斯蘭圣地麥加），墓內均無葬具和隨葬品，僅在墓穴前后各置一塊珊瑚石碑，石碑的正面雕刻有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以及云、月、花朵、樹枝等圖案。其中的一塊石碑碑文刻有“殉教者伊本賽愛德 宛葛斯之墓，死于12月”。據有關專家考證，墓主人應是唐永徽元年（651年）到廣州傳教的阿拉伯教士宛葛斯之子。這些伊斯蘭墓群都面對大海，墓群的位置正處于海上絲綢之路主要航道的必經之地。

藤橋唐宋伊斯蘭教徒古墓群位于三亞市海棠灣鎮（原名藤橋鎮），地理位置東經110°～111°，北緯17°～17°2′。墓葬地處沙丘地帶，地勢平坦開闊，古墓群綿延數里，珊瑚石古墓葬在綠蔭下隱約可見。這一帶前后共發現古墓葬45座，是一處迄今為止在我國南方地區發現年代最早、規模最大、延續時間較長的阿拉伯伊斯蘭教徒墓地【13】。2006年5月，該墓群被國務院正式批準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考證，三亞藤橋唐宋伊斯蘭教徒古墓群的發現，與我國史籍記載以及古代波斯、阿拉伯人稱雄海上通道的年代大致吻合。

1978年，考古工作者對該墓群中的7座墓葬進行了試掘，初步確定了這些墓葬的形制和年代。已發掘的墓葬形制皆為土坑豎穴墓，長1.8～3米，寬0.8～1米，深1.7米，無葬具和隨葬品。每座墓葬前后兩端各豎珊瑚石墓碑一塊。墓碑雕刻碑文和花鳥圖案的一面朝外。墓碑冠有玉圭形、雙峰形、山字形等，碑高36～37厘米，寬38～54厘米，厚10～13厘米。花紋圖案有圓月形、卷云紋，或是花朵、樹枝、雙鳥朝陽、鋸齒紋帶等形態各異的圖案。墓碑碑文雕刻阿拉伯文雖然大部分碑刻銘文風難以辨認，但通過翻譯，不難窺見其內容。其中有一塊墓碑上的譯文是“除安拉以外，沒有可崇拜的，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毀滅。唯有你的主的本體具有的尊嚴與大德將永遠在”【14】。還有的譯文是：“……伊斯蘭（是）我們的宗教……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天堂……馬達甲”。有的是：“這是……著名的哈桑……的墳墓，…… 齋月日”等等。更有一塊墓碑特別引人注目，墓碑上的譯文是：“殉教者伊本·賽愛德·宛葛斯巴巴，歸真于12月”。有專家考證，該墓主是第一個到海南島傳教的穆斯林，即第一位到中國廣州傳教的阿拉伯傳教士葛斯巴巴之子【15】。

對上述古墓群的葬式考證，其葬式與國內其它地方已發現的伊斯蘭墓葬的葬式有著明顯區別。如在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地發現的伊斯蘭墓群，墓室一般均用石板或磚砌筑，并用石板壓頂。另外，墓前不用前后兩塊墓碑，而采用一碑雙面雕刻，這種形制只是在伊斯蘭教的發祥地阿拉伯半島、阿曼南部海岸的佐德爾古城遺址中有出土。而在三亞、陵水伊斯蘭教徒古墓群中采用的珊瑚石做墓碑，目前僅在東非一帶的沿海港口遺址中有發現。這表明三亞伊斯蘭教徒古墓群的形制和使用珊瑚石作墓碑的習俗，明顯來源于東非和阿拉伯半島。與其它各地伊斯蘭教流傳地區的穆斯林墓葬相比，帶有明顯的早期性【16】。

這種早期性除了墓葬形制外，還體現于墓碑的裝飾上，首先如以枝條茂盛的“生命樹”、卷云紋、弦紋、圓月形為主要紋飾，碑文書寫粗獷，兩端加花朵圖案；其次，墓碑風化程度嚴重；再次是古阿拉伯人在碑銘中常用花朵圖案作為間隔，這與三亞伊斯蘭教古墓群的碑文為以花朵、鋸齒紋帶等圖案作為間隔形制是一致的。經考證，這類風格的墓碑應屬于唐宋時期。

另外，還有少數墓碑與上述帶有早期性風格的墓碑相比，有著較大的區別。除墓碑風化程度較輕之外，紋飾中出現了用文字組成的“長生鳥”圖案，裝飾性強，花紋圖案變小，并突出了碑文，書寫的筆劃也較為秀麗。這與廣州、泉州等地區的一些元、明時期穆斯林碑文有相似之處，因此帶有此特征的墓碑可認定為元、明時期的墓葬。因此，三亞伊斯蘭教徒古墓群的墓主人從墓葬形制、葬俗考證，該墓群為唐、宋、元、明時期，明顯帶有東非、阿拉伯半島及其它各國伊斯蘭教流傳的地區的墓葬特點。

該墓群是迄今為止在我國南方地區發現的年代較早、墓葬方式較原始、規模較大、延續時間較長的阿拉伯穆斯林古墓地，同時又是我國南方沿海“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古墓群突出表現了穆斯林活動的歷史，在研究中外古代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時，對于研究這些海南島穆斯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這群穆斯林墓葬的發現，為我國沿海地區宗教考古也增添了新的內容。尤其是對研究一千三百年來分布在海南的穆斯林后裔的文化歷史以及民俗風情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更為重要的是，古墓群的發現，對于研究海南島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和作用，都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

1976～1983年，考古工作者還在三亞市梅山鎮八人轎坡至陵水縣干教坡綿延110公里的海灘上，先后發現了梅山古墓群、干教坡古墓群、番嶺坡古墓群和土福灣古墓群等四處古代伊斯蘭教徒古墓群。這些古墓的形制和葬俗都較為獨特，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壙墓，側身葬，頭向西北，面向西（意為朝向伊斯蘭圣地麥加）。墓內無葬具和隨葬品，僅在墓穴前后各置一塊珊瑚石碑，石碑的正面雕刻有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以及云、月、花朵、樹枝等圖案。

據史書記載，自宋至明占婆國（今越南南部）前后數批移民遷到海南。史書對此記載為“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占城人蒲羅遏率族百人，避國難，移往海南島之儋州”【17】。另據清道光《崖州志》記載：“宋元間因亂，挈家泛舟而來，散泊海岸（大蛋港、酸梅鋪海岸），謂之番邦、番浦，后聚所三亞里番村”。從地形上看，這一帶是河流入海口，海產豐富，土地肥沃，是理想的居住地。可以推測，古代穆斯林由于歷史、地理原因，不斷在這條海岸線上遷徒，這些墓葬就是他們留下的遺跡。在番嶺坡上，至今地面上仍散布有大量宋元時期的陶片、網墜等遺物，在附近的村落也曾發現過大小不等的伊斯蘭珊瑚石碑。現在番園村邊上的番園田里，還保留有一口“番人井”，據傳說為古波斯人所開鑿。

史書記載，唐代的嶺南，在阿拉伯商人聚居之處都設有“蕃坊”，蕃坊內建有清真寺。番坊(海南史籍上又稱“番浦”、“番民所”)是唐宋時大食、波斯等國僑商在中國的聚居地，其中不少番坊以穆斯林為主。在海南島北部的海口，元時就有“番營”的記載，直到清代，海口的“禮拜寺在土城北街巷內，宣德初，軍海蘭答建，廢”。至今在海南島各地，仍保留有許多與穆斯林有關的名稱，如“番坊園”、“番園村”、“番塘”、“番人田”、 “番坊里”、“番坊”、“番村”等，盡管今天海南島的不少地方已無穆斯林居住，但人們仍習慣這樣稱呼，足以可見歷史上穆斯林對海南島沿海地名的影響。

時至今日在三亞市鳳凰鎮，仍保留有回輝、回新兩個回族村，村里建有清真寺6座、清真女寺3座，平均不到1000人就有一座清真寺。這里的回族與我國國內其他地區的回族在語言上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們不以漢語為本民族語言，而是擁有自己特殊的語言——回輝話，這種語言不同于國內任何一種民族語言、方言和土語。

宋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階段，海南島依然是這條海上航線的重要中繼港和避風港，隨著海上中外船舶的頻繁航行及中外商賈貿易額的不斷擴大，對海南島的社會經濟和商品觀念也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1984年和2000年，在瓊山永興和府城發現的二座宋代磚室墓，出土的隨葬品中各有一塊“買地磚券”，分別記載了北宋大觀元年（1107年）和南宋紹興十九年（1149年）的兩樁土地買賣情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此時期海南島商品經濟的發展狀況【18】。同時，宋代以前，海南缺乏大型船泊停靠的天然良港，為了盡快適應海外貿易的順利開展，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知瓊州王光祖在海南島政治經濟及交通中心的瓊州（今海口）開辟了白沙津港【19】，極大方便了往來于海上絲綢之路上中外船舶的停靠并進行貿易活動。

反映海南島海外貿易發展的另一大特征是海南瓊州市泊分司的設立。由于宋王朝經濟重心的南移，市泊收入已逐漸成為朝廷國庫的重要財源之一。據記載：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以前，瓊州的商稅額只有4285貫，而熙寧十年一年全島的商稅收入就達到19597貫【20】。這個商稅額，除船泊稅外，其余是征收海南香料、檳榔、小馬、翠羽、黃臘、蘇木和貝吉的特產稅。在對外貿易上，盡管宋朝廷尚未在海南設立市舶司，禁止與外國通商，然海南的地方官吏則為利益所驅，對中外商人通商采取默許、縱容乃至鼓勵的態度，外商貿易遂遍及全島。這時海南島的主要門戶如瓊山、澄邁、臨高、文昌、樂會等地都有了市舶活動。到了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年），朝廷批準在瓊州設置市舶分司，隸屬于廣南東路（廣州）市舶司【21】。

宋代較唐時期，無論在航海技術和造船工藝上都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其撰寫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認為：12世紀末，中國人開始取代穆斯林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海上優勢【22】。與此同時，海上航線進一步擴大，與中國交往的國家進一步增多。具體表現在一方面是航行在海上的船舶離開中國大陸時不再緊靠海岸航行，而是將以前曲折迂回的航線改為更為便捷的直達航線；另一方面是海上絲綢之路向更遠處延伸，一直延伸到非洲東海岸和地中海，與中國交往的國家和地區已達五十余個【23】。海南島區域的南海（漲海）周邊的“南番諸國”已成為與中國交往最密切的國家。

注釋：

【1】《漢書·地理志》卷二八下。

【2】《三國志 吳書 薛綜傳》卷五三。

【3】轉引自《璧琉璃和印度寶石貿易》沈福偉 載《中華文史論叢》1981 4期。

【4】丘剛《海南古遺址》海南/南方出版社2008年版。

【5】清康熙《瓊州府志 諸黎村峒》卷八。

【6】黃啟臣《海上絲綢之路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5月版。

【7】清道光《廣東通志 宦績錄四》卷二三四。

【8】《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下）。

【9】伊本? 互、胡爾達茲比赫著、宋峴譯注《道里邦國志》，中華書局1991年版。

【10】清雍正《廣東通志》卷五十七。

【11】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

【12】《太平廣記》、《唐大和東征傳》。

【13】王克榮 《海南島的主要考古發現及其重要價值》《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館館刊》1987年創刊號。

【14】《古蘭經》55：26—27。

【15】海南省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海南省的考古發現與文物保護》 見《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6】同【13】。

【17】《宋史》第四百八十九卷。

【18】郝思德、王大新《海南省近五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述》見《新中國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19】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24 “神應港”。祝穆《方輿紀勝》卷43“瓊州”。

【20】明正德《瓊臺志》。

【21】海口海關編《海口海關志》1992年內部印行。

【22】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

【23】張煒 方堃主編 《中國海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